長江商報消息 穩增長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放得太快,力度太大,又會出現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後遺症,即通脹和房價攀升,又將不得不採取從緊的調控政策。因此,短期中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嚮應該是:在穩增長的同時,還要謹防通脹、防泡沫,只能採取穩中有松,即在總體穩健的前提下,適度並有重點地放鬆。
  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模式下形成的需求結構、分配結構和生產結構“三位一體”的系統性失衡仍然存在,“擴消費、調結構、轉方式”的難題未見好轉。
  所以,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兼顧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長短結合,把短期中的“穩增長、防通脹、防泡沫”和中長期中的“擴消費、調結構、轉方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宏觀經濟需要系統性調整
  中國經濟要能夠再持續增長,必須從需求結構、分配結構和生產結構三個層次進行系統性調整。系統性調整的著力點是要減少儲蓄率,增加消費率,即進行需求結構的調整,讓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就需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要改變現行的工資和利稅的分配關係,也就是企業要適當讓利,政府要適當減稅,勞動報酬的比重要相應增加;二是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體系要逐步地建立和完善起來。所以,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擴大消費,其必然代價就是勞動力的成本要上升。要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從對外經濟來說,必須讓人民幣升值以減少過多的外匯儲備,矯正對外過度儲蓄問題。而人民幣升值實際上也使生產成本間接地上升。也就是說,需求結構和分配結構調整的代價一定是生產成本的上升,特別是勞動力成本要上升。
  此外,還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能應對成本的上升。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調整生產結構,即從過去的主要由生產要素低成本、高投入推動經濟增長轉向主要靠生產率提高帶動經濟增長。
  所以,中國宏觀經濟的系統性調整包括錶面層次上的需求結構調整(擴消費)、中間層次的收入分配結構調整(調結構)、深層次的生產結構或生產方式的調整(轉方式),“擴消費、調結構、轉方式”是三位一體、相互關聯的。
  中國經濟增長的兩種可能前景
  中國經濟的增長有兩種可能的前景,一種是美好的前景,就是我們還能夠保持7%-8%這樣一個較高的速度,再持續10到20年的增長。顯然,這取決於我們能不能對整個經濟結構進行系統性調整。如果“轉方式、調結構、擴消費”能夠成功進行下去,那麼增長的可持續性就可以實現。另一種可能,就是如果我們的“轉方式、調結構、擴消費”很困難,我們在短期中又要追求較高的增長,那就要用財政擴張政策和貨幣擴張政策去刺激需求,一旦刺激過度,我們的經濟就會泡沫化,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就會上升。
  對於這兩種可能的前景,我們怎樣趨利避害呢?我們先來簡要回顧一下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1997年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大危機。這三次金融大危機都發生在亞太地區,特別是發生在美國和日本這兩個世界上最強的經濟大國。這三次金融危機的一個共同規律是之前都有一個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長期,高速增長階段後期容易生成泡沫經濟,包括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和通脹泡沫,泡沫經濟破滅後轉化為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最後又轉化為財政和貨幣危機。
  過去30多年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有供求兩大動力:從需求方面,它是靠投資和出口的快速增長共同拉動;從供給方面,它是靠生產要素低成本、高投入推動。但現在,供求兩個方面的動力都面臨著衰減。從需求方面來看,投資增長率難以再提高了,現在很多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基礎設施也部分過剩。第二個是我國出口的增長速度已明顯放慢。再就是消費的提速一直受到了阻礙,主要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所以說,三大需求都面臨著衰減壓力。從供給方面來說,則面臨著三大成本的剛性上升:一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二是資源土地價格和環境治理成本快速上升,三是人民幣快速升值。今後這三大成本的上升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而且速度會越來越快。因此,中國經濟從過去30多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長減為今後年均7%-8%的中高速增長將是必然的規律。
  中長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那麼,面對這種增長動力的衰減,到底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政策?一種是著眼於長期的對策,即採取宏觀經濟學中講的供給管理政策,其著力點放在生產方面,也就是提高生產率,以抵消要素成本的上升。提高生產率,要靠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又要靠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創新,要有一個好的制度環境才有利於技術創新,主要包括對創新者的收入分配激勵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風險投資的融資制度等;二是人力資本投資;三是研發(R&D)投入。另一種是短期的對策,也就是運用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貨幣擴張政策去刺激經濟增長。實行這樣的需求擴張政策以後,增長速度就會很快起來,但也會很快出現通脹和房地產泡沫化,又不得不收緊。
  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的能力在短期當中難以提高,“轉方式、調結構、擴消費”困難重重。過去的十年,我們在發展方式的轉變、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消費需求的擴大上都沒有明顯的改觀,有的方面甚至還惡化了,就說明其難度很大。如果再用財政和貨幣擴張政策去刺激增長,那麼中國經濟的泡沫化就會加大,金融風險就會上升。
  要實現未來中國經濟在實現持續增長的同時避免經濟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機,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取捨上,要把握好以下三點:
  一是適當降低增長目標
  真正從過去30多年的年均近10%的高速度降到7%-8%這樣一個中高速增長。這涉及到對中國經濟未來潛在增長率怎麼認識的問題。個人認為,7%-8%的速度應該是中國經濟今後十到二十年合理的、科學的速度。其原因有二:一是上述的過去30多年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供求兩個方面的動力機制都面臨著衰減的壓力;二是增長的基數大了,要從現在的50多萬億GDP的基礎上再翻番難度越來越大。只有適當的速度,才能避免經濟過熱和大起大落,防止經濟泡沫化和金融危機。過去30多年,每次經濟過熱都是追求過高的速度造成的,結果不得不付出調整緊縮的巨大代價。
  二是要採取穩健的需求管理政策
  首先是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中國的財政風險錶面上看起來好像不大,我們的財政赤字和國債餘額占當年GDP的比重都在國際上公認的安全線以下。但我們潛在的財政風險較大,主要是兩大風險,一個是地方債風險,現在累積了10萬多億的地方債,今後還債的壓力很大;第二個就是社會保障的潛在缺口,未來中國社會保障賬戶的缺口很大。所以我們要吸取當前美國的“財政懸崖”和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為防範將來的財政風險,要儘早從積極的財政政策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嚴格控制財政赤字的規模,儘早實現財政收支基本平衡。再就是要實行真正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消除通脹和房地產泡沫這兩個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從根本上需要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和貸款不能隨意放鬆,只有採取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夠控制潛在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這也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歷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
  三是要通過深化改革提高生產率
  第一,大力轉變政府職能。通過政府職能的轉變來減人減管,通過減人減管來減稅減費,通過減稅減費來減輕企業的負擔,去應對生產成本的上升。這就是怎麼樣來進一步地減輕企業的負擔,降低政府監管成本。
  第二,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產品市場已基本完成,但是生產要素市場市場化不足,特別是金融市場,資金的數量和價格雙重管制使得整個資金的使用效率不高,扭曲了資源配置。再就是土地市場,要通過加強市場競爭來減少管制。還有勞動力市場,要真正貫徹新勞動法,保護勞動者的合法合理權益。通過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改革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下一步重點領域。
  第三,深化教育科技體制改革。我們現行的教育體制和科技體制還遠遠不能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需要。為什麼會有“錢學森之問”?說到底還是對教育領域和科技領域過多的管制,助長了短期行為和浮躁之風,不利於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所以,只有深化改革,主要是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徹底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深化教育科技體制的改革,我們的生產率才能夠得到提升,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夠轉變,這樣才能應對要素成本的上升。
  如果採取以上這樣三點政策組合,或能保證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到20年實現7%-8%的增長速度,避免中國經濟出現泡沫化,避免走美國、日本那樣的彎路。
  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調整生產結構,即從過去的主要由生產要素低成本、高投入推動經濟增長轉向主要靠生產率提高帶動經濟增長。
  ——徐長生
  作者簡介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宏觀經濟問題。
  ■徐長生  (原標題: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及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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